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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于大陆法系的俄罗斯在引入陪审团制度的同时，对陪审团制度仍持一种保守态度。
[72] 前引The Sunday Times案判决，para.48. [73] 同上，para.49. [74] 例如，在Barthold案的判决中，该法院简洁地将合法性要件表述为：干涉必须在国内法中有某种根据，同时该法律本身必须可充分获知，并制定得足够准确从而使个人能够用于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需要则借助适当的咨询。关于艺术表达，欧洲人权法院在Muller案中认为：尽管第10条并没有特别表明该案涉及的艺术表达自由属于其调整范围，但是它并没有在不同的表达形式之间做区分。
特别是欧洲理事会迄今已有41个成员国，由于它们在法律制度、法律传统等各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得欧洲人权公约每一个条文的解释适用都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发生争议的往往是在表达的主体、内容、形式和手段等方面。THORGEIR THORGEIRSON v. ICELAND Judgment, 25/06/1992,A239（在该案件中，申请者因在报纸上发表两篇涉及警察暴行的文章而被罚款。[49] 前引Groppera案判决，para. 61。（2）是否属于表达自由。
[48] 那么，欧洲人权法院的理解或解释是什么呢？从法院对有关案件的裁判看，第一，法院对该规定作出了与欧洲人权委员会相同的字面解释。[71] 前引Observer案判决，para.49。从思路上看，这种传统认识以克服和消除法律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和主观任意性为目的，它在意思上与法律客观性的概念相同或相近。
但实际上两者难以区分，解释包含补缺，因为法律是一个成分复杂的体系，法律渊源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即使在法律应予规范的对象上缺少对应的法律规定，也不能因此得出没有法律依据的结论。既然法律的渊源不限于规则，我们对于法律问题的处理对妥当性的追求任何时候都可以从法律体系中或者从法律本身找到答案，而无需在法律之外去追求。因为不同观点的持有者可能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或选择包含了这种追求，甚至更具有合理性。德沃金提出了整合法学的概念，波斯纳则在本体论和科学意义上的确定性之外，提出了交谈合理性的概念。
当我们面对那么多解释理论、解释争议和解释学说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出怎么样的甄别与选择，这些都是涉及到法律解释正当性时我们所需要思考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是要追求一个好的目的，但是由于缺乏一种程序制度上确定性的制约，经常在这过程上丢失了善本身，所以确定性应该优位，也就是当我们在法律解释活动中追求的法律的妥当性时，不应忘记法律的一种基本属性就是它的确定性，这里面有一种辩证的关系。
而他的处理实际上是把法律渊源扩展了，法律渊源不仅是规则而且是原则，也即法律不仅存在于规则而且也存在于原则和政策之中。这段文字就可以成为引入融合说的制度建议。立法者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创制和适用、传递和接受的关系。这时，法律的合目的性就会表现为一种关于妥当性的评价，并与法律的确定性发生矛盾。
当然它要服务于人类生活的某种价值，但是这种价值的实现是以法律固有的属性为前提的，价值问题就是讲价值目的和价值属性，一种是形式工具意义上的，一种是目的和价值伦理意义上的，妥当性的概念实际上必须以确定性作为载体才能很好的体现，才能加以确定，确实实现。核心是清晰的，边缘会出现灰色地带，法律作为一个文本同样也具有这样的问题。（一）传统的确定性概念及挑战 妥当性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和确定性的概念发生冲突，确定性是不能动摇的一个概念。而如果在法律确定性的含义中引入作为交谈或交流合理性的客观性，那么其他各种解释主张，包括历史原意说、理性原意说，甚至于解释主体说、融合说，就都能由此获得证明自己符合对法律确定性或客观性追求的根据。
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丧失对法律确定性或客观性的追求，滑向其反面，因为就与不确定性或主观任意性相对立而言，法律的确定性或客观性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妥当性的实现必须要确定性，这是法律的基本的内在属性，而不是外在于法律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属性法律就没有价值。
相对而言，形式主义是一种传统立场，它集中表现在19世纪西方法典编纂时期盛行的概念法学及其制度设计之中。前面讲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本的思考思路，最终我们要回答的是什么是正当的法律解释，什么是一个法律家在法律解释问题上所应该采取的立场。
在法律解释实践中，尽管立法原意时常难以辨认，人们对立法原意的表现形式、探寻立法原意的合理途径也存在认识和实践上的分歧，但从各国的司法实践看，除了英国之外，其他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这样一点，即考察立法史材料尤其是各种正式的立法准备材料对于解释者探明立法原意、正确理解法律文本的意思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个是法律解释中包含主观因素应作为常态加以正当化，还是应作为病态加以克服？就是妥当性概念的引入会不会危及到确定性的概念。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对法律解释的研究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疑难法律问题或法律解释争议的研究，使得立法者、法律文本和解释者这三者之间的分歧在一种不同凡常的背景下凸显出来。交谈合理性概念的落脚点不在于最终解释结论的唯一正确，而在于把法律解释视为一个相关解释主体之间、解释主体与其所在的制度场景之间的交谈或交流的过程，强调最终解释结论是某种合理而客观的过程或程序的结果，强调法律传统、法律职业共同体等因素对解释活动的制约作用，强调解释者对其解释和判断的理由做出说明和展示的责任。确定性优位的概念确立以后，要解决问题就必然提出什么是确定性。对于简单案件的判决，法官常常不附公开的理由，因此对案件的汇编往往集中于疑难案件。
什么是判断法律确定性的标准？确定性和妥当性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当它发生矛盾的时候，当确定性的概念无法包容妥当性的概念的时候怎么办？决疑点就提出了确定性优位的概念。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了克服和消除法律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和主观任意性，是否必须赞同对法律确定性的传统界定，即在任何法律问题上都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从而无需自由裁量？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我们都觉得确定性很重要，这没有什么可疑义的，谁也不想放弃，问题在于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我们只有选择接受对确定性的传统理解，这是两个问题。
实际上，法律解释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一种制度性的事实，是一种制度化的操作，所以这句话讲的不是提供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因此，基于交谈合理性产生的解释结论并非主观任意和不确定的，尽管它可能并不具有本体论或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或确定性。
法治理论在西方有很通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规则主义和规则怀疑主义，这实际上反映了法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基本逻辑脉络。如何在法律解释的正当性问题上选择一种法律家的立场？法律家的立场就是坚信法律、坚守法治的立场，别无选择。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坚持传统的法律确定性概念，他不同意哈特的观点，他认为即使在疑难案件中法律也能提供唯一正确的答案。就像一部作品，有作品本身、有作者还有作品的读者，法律也一样：它是由立法者、法律文本和解释者这样三个因素之间构成的一种复杂关系。没有这种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法治和法律的效用就无从谈起。对妥当性的考虑，在很多情况下会对传统的确定性构成挑战。
但是，即使在诉讼案件中，也并非所有的案件都不确定。柏拉图到晚年为什么主张法治，因为他发现法治不是最好的，却是最现实的。
然而传统上对确定性的理解遭到了诸如规则怀疑主义和疑难法律问题的质疑和挑战。而如果解释者在价值观念上没有分歧，其他两者可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易于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法律的局限性，避免因固执于传统的法律确定性含义而陷入僵化、刻板，从而背离法律的目的和价值，解释者对法律的解释就不能不考虑法律的妥当性问题。3、作为交谈合理性的确定性 这个概念大家要非常注意。
2、疑难法律问题的确定性之分析进路 讲法律的确定性或说如何追求法律解释中的确定性，最关键的思考点就在疑难问题中我们如何思考法律的确定性。关于法律的确定性和妥当性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融合说是在否定传统的主客体、主客观划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认为解释结果是一种同时包含主客体、主客观因素的视界融合，因此不能以传统的客观性标准予以评价。为此，在与法律解释正当性密切相关的确定性问题上，应该第一要肯定在非疑难问题上存在本体论和科学意义上的确定性或客观性。
我们不能认为立法原意只有到法律文本的语义之外去寻找，也不能认为法律文本的语义不能有效地传递给解释者、并为解释者所接受。摘要：探求法律解释的正当性是法律解释活动孜孜以求的目标。
但是，在脱离形式主义的确定性立场的同时，如何避免因解释者的主观任意而陷入规则怀疑主义的不确定、非客观，从而丧失法律的确定性或客观性的重要价值呢？引入了妥当性的概念同时又如何捍卫法律的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波斯纳所说的作为交谈或交流合理性的客观性概念就应运而生。牺牲的结果就会导致法治危机。
另一方面，法律的妥当性也不能仅仅归结为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这种思路不仅在19世纪的大陆法国家居于支配地位，而且至今仍存在于一些国家（包括我国）的法律解释实践。
